在西方世界的全方位冲击下，近代中国面临的一大议题，是以科举为核心的传统教育体制，如何转型为以各类学堂、进而是现代学校为核心的体制。考察这一转型过程，将帮助我们窥见国家权力试图掌控经费、进行学校管理的努力，各办学机构和民间社会的应对策略，以及这两方面力量互动对教师聘用、课程设置和校园生活的影响。
2019年11月30日，由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举办的“科举、学堂与教育：近代中国教育转型”史学青年工作坊在交大徐汇校区召开。来自上海交通大学、上海社科院、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大学、上海市委党校、浙江大学、杭州师范大学和浙江工商大学等科研单位的十余位学者、师生参加了本次工作坊。参与者的学科背景跨越历史学、教育学、法学和社会学，但大家均以此教育转型为核心关照，开展了卓有成效的跨学科对话。
会议第一组两篇报告分别对中国近代教育的两所重要学校——震旦大学和南洋公学——的法科和商科的学科设置进行了研究。 首先，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任轶副教授作了《道器合一：震旦大学法科教育模式研究》的报告。她发现震旦大学在法科教育中延续了法国法学重视社会学的传统，开设比较法课程，注重培养学生的批判性分析和反思能力。这种学以致用的教学模式为近代中国培养了一批能够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法律人才。
上海市委党校讲师沈伟在评议中认为，任轶此项研究运用许多珍贵法文档案，扩展了有关震旦大学前期教学的研究论域，并建议利用成绩单、毕业生论文来考察比较法教学的影响。在自由提问环节，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潘星辉副教授对论文题目中的“道器合一”提出困惑。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刘超研究员希望看到一些专门法律学校之间的互动碰撞个案。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蒋勤副教授则建议利用校友名录、律师公会名单等史料分析毕业生职业去向。上海大学文学院讲师韩戍则对震旦大学教师提出看法，指出近代上海高校教师的职业化取向，教师基本都是公职人员兼职的问题。任轶回应认为，所谓的“道器合一”其实是法国法的一个特征，即教学理论联系实际，教学生用法学思想理解社会问题，使得学生毕业后能够很好地融入社会。她同时表示，由于除震旦大学档案以外其他史料的匮乏，导致某些研究方向在实际施行时存在一定难度。
上海交通大学党史校史研究室研究馆员欧七斤接着作了《南洋公学商科教育述论（1896-1907）》报告，具体讲述了南洋公学商科教育从酝酿、筹建到创办的全过程，展示了南洋公学从最初的法政教育转变为商科教育并最终转向工程教育的一系列教学方向转变中的重要中间环节。
上海社科院的蒋宝麟副研究员在评议中认为这一研究填补了南洋公学建立之初学科体系创办方面的校史研究空白。但同时他也提出商院、高等学堂与大学之间依然是存在差异，不能简单将三者等同看待。韩戍则建议在沿革史之外，在文章中探讨更多的历史性问题。刘超针对这个部分也给一些出建议，例如南洋公学学生、师资等内部问题的研究以及南洋派遣留学生等问题。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李林副教授则认为，可以将笔墨更多放在南洋公学内部的学科建置及学科转型方面。
会议第二组两篇论文则对清末和民国的教育经费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上海社科院蒋宝麟副研究员首先报告《清末的省界、学额与省教育经费——以三江（两江）师范学堂为中心的考察》一文，探讨了清末三江师范学堂独特的“跨省界”联合办学模式中，江苏宁属、苏属以及江西、安徽四省（属）在学堂的学额分配与经费来源等方面的争议，由此分析江宁城在江南诸省中的省会地位以及清末江南跨省界的政治区划认同感。
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章毅副教授在评议中认为当一些近代跨区域金融财政经费支撑缺失后，省域之间便会产生矛盾。尤其是当大一统帝国消亡之后，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状况逐渐显现。因此近代中国，构建地方对中央权力的认同感实际上是民国南京政府一直在努力的方向。在自由讨论环节，任轶对江苏承担大部分经费义务却不能享受相应学额权利产生疑问。李林建议可以将资源分配与区域认同问题拓展到地理意义与籍贯管理上面的省界划分上面，并提示可以留意清末十年科举革废的关键过程，对于师范学堂及师范教育的可能影响。蒋勤则希望能够将晚清教育经费的来源以及是否有专款专用更多地体现在文章中。欧七斤最后提问计划经费与实际到位经费之间是否因为省际纷争而有所出入。
接着杭州师范大学讲师陈明华作了《抗战时期浙江省龙泉县的乡村学校建设与庙产提拔》的报告。陈明华向我们讲述了在资金匮乏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为贯彻教育普及计划而占用乡村公共资源、提拔寺庙财产的故事。在此过程中，国民政府曾一度试图让各地在既有的宗教网络基础上，组建“寺庙兴办公益事业委员会”，由该委员会主导地方庙产的提拨。但该模式却碍于寺庙财产登记信息不足和地方利益纠葛而难收速效。在此情况下，地方政府转而支持基层组织的激进提拨，从而突破了法律对于寺庙财产的保护。
李林在评议中充分赞赏此文的选题视角、档案解读及叙事逻辑，同时建议可以将当时龙泉地方宗教力量的内部结构、宗教版图继续细化分析，将文中龙泉县寺庙信息从光绪年间的数据更新为民国时期的数据，并留意1949年前后宗教统计数据意涵的可能差异。在自由评议环节，蒋勤建议可以将寺庙分布信息与学校分布信息用地理信息系统等手段展现在地图上，更直观分析二者的相关性。蒋宝麟则建议清末到民国学校有公立学校与私立学校之分，而庙产也有公私之分，因此私立学校能否提拔寺庙等公产、寺庙若是私产又能否被提拔等应该分别考察。
午餐后，在欧七斤老师带领下，与会学者参观了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上海交通大学早期建筑。在1919年建成的老图书馆内，欧老师带领大家一起参观了校史博物馆。与会师生随后在老图书馆门口合影留念。
下午进行的会议第三组报告则分别对民国时期的高校、教师和学生进行了研究。 下午第一位报告的是上海大学文学院讲师韩戍，题目为《失败的整合：国民政府教育部对上海高校的院系调整》。韩戍报告了从1927到1934年间，国民政府教育部为改革北洋政府教育滥设的问题而对上海高校进行的院系整合。不过这场改革由于政学关系暧昧不清，在实际执行上存在着“不普遍”、“不彻底”、“不平等”、“不合规”等诸多问题，而最终以失败收场。
评议人刘超认为这篇文章跳脱了常规研究以学校学科为角度，而站在管理者的角度研究国民政府的制度设计。并且文章中还贯穿了政府不同派系的教育理念，从中也能看出国民政府派系间治理理念的差异。上海社会科学研究院的施扣柱研究员提出近代上海为了适应城市的应用性需求，实际上存在着大量未被政府合法立案的专科学校，故而立案与否是否会影响私立学校办学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任轶则结合自己所研究的震旦大学，提出在震旦档案中并未看到报告中被撤的院系。
下午第二场由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刘超研究员作题为《人事制度与中国“终点型大学”之确立——近代清华教师评聘探研》的报告。报告立足于高校教师群体，站在社会教育学角度考察了清华大学从20世纪初到30年代间教师聘任制度的发展轨迹和演变特征，并由此探讨了近代中国确立世界一流终点型大学的过程以及学术共同体内部的人才流动问题。
蒋勤在评议中指出报告所涉及的人事评聘制度演变本身的逻辑应该更加详细，并且建议考察终点型大学中低层级教师的流动。同时他提议对教师档案进行一个类似古代职官的量化研究，包括任职年限，来清华之前学校的分析，工资的相对和绝对水平等。施扣柱则认为应该加入一些更加直观的数据进行分析，例如清华大学每年教师流出与留下的比例等。蒋宝麟则建议可以利用教师聘书来考察发聘、续聘时限等问题。
下午第三场报告人为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李林副教授，题目为《学校市：民国时期一种学生自治的实践与省思》，考察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从美国引入的学校市制度在的国内中小学的实施情况。这种制度虽然在制度设计上希望培养学生的自治意识与政治参与能力，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随着时局的变异，在制度实际运作中却逐渐与设计理想偏离，甚至沦为“党治”的工具，成为一场经验与教训并存的舶来教育改革实验。
评议人韩戍认为，报告中对学校市在北洋政府与国民政府两个时期运作中的不同没有明显的区分，建议在党治与学校市的冲突方面应该着墨更多；另外，北洋政府时期学校市对议会制度的模仿是对北洋政府议会制的正面模仿还是反面纠正，背后是否隐含某种政治相关性。欧七斤对学生市与近现代学生会组织之间的关联性表示好奇。蒋勤则希望文章能够更多体现学生市制度在之后的复兴与变形以及学生市的普及程度。
本次工作坊的最后一组报告是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的两名研究生牟晨和赵子元，两人均运用计量史学的方法，分别对清代无锡生员的出路问题，民国抗战后期福建省的教育资源布局进行了研究。浙江工商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梁志平教授建议，可以利用无锡生员录数据与清代生员配额制度相关研究进行对话，另外“教育资源”的界定尚需斟酌，或许可以用“人才分布”代替。其他与会老师也给出了一些具体建议。
在最后圆桌会议阶段，会议发起人任轶对各位专家学者的出席表示感谢并作简短总结。与会专家学者也表示通过本次工作坊的交流学习，发现了之前研究者多关注教育转型中的高等学府，而对民国中小学基层教育关注不足；同时，国家在教育转型中的角色，特别是在学校本身的院系布局、课程设置、经费筹措、教师引进与管理，学生国民教育等方面都还存在颇多可进一步挖掘的议题。随后，大家从各自学科背景出发，对教育史研究中如何更好地利用公开档案、校藏档案进行匹配，借助量化数据库方法补充质性分析为主的研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最后，大家均认为，跨学科的方法和交流，对于推进教育史研究迈向深入有很重要的作用，期待在将来再次组织类似会议，共同推进近代教育史研究的迈向深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