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8日，本系章毅老师做客上海市社会科学联合会“东方讲坛”，举办了一场题为《宋明时期的理学与社会生活》的专题讲座。东方讲坛创办于2004年，是上海市社科联举办的面向公众的社会科学讲座，本年度的“文化中国”主题系列由上海市社科联、同济大学合办，在同济大学经管学院举行。本次讲座的摘要发表于《解放日报》“上观新闻”（5月14日），题为《思想与知识的转型：宋明理学为什么能积极“入世”》。
思想与知识的转型：宋明理学为什么能积极“入世”
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章毅 2017-05-14 06:06:24
http://www.jfdaily.com/news/detail?id=51657
我们今天对于历史的认识与历史学科的建立关系很大，实际上是近代的产物，而与中国的文化传统颇有不同。今天的历史学者们往往重视新史料的发现，强调新的方法和工具的运用，认为由此展开研究，就能得到新知，从而推动历史学的发展。这些研究成果通过学校教育和大众传媒，又渐渐转化成为公众视野中的历史知识。这样一条产生历史知识的线索当然很完整，但也产生了一个连带的结果，就是历史越来越成为一个“客观”的对象，仿佛与人们的生活没有多少内在的关联。
历史是否应该充满美感
事实上，历史并不完全是客观性的，它跟我们的主观认同也密切相关，同样一个历史事象，我们站在不同的视角去观察，使用不同的文字去表达，所产生的结果很可能有所不同。如果说“学院派”的历史更关心客观性的话，那么“公共性”的历史则对认同问题保有浓厚的兴趣，两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紧张关系。
具体到中国历史，这个矛盾可能更加突出一些，因为历史在传统中国文化中扮演了更加紧要的角色。孔子在《论语》中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这是把周代当作了一种文明的类型，来对现实进行反观和批判，在这里，历史就具有了一种“超越性”的意义。唐代的诗人杜甫在《蜀相》一诗中赞颂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这是把历史人物当作了一种道德的典型。元代罗贯中在《三国演义》的开篇写道，“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这是在历史变迁之中看到了美感。因此对传统中国人来说，历史并不仅是客观认知的对象，也是超越感、道德感以及美感的重要来源，历史充满了意义和价值。正因为如此，所以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之中，历史事实的确定性并没有占据压倒性的位置，即便如《史记》这样的经典作品，其中不少历史叙述也充满着丰沛的文学激情。
理学的兴起与宿命
对于宋明时期而言，理学正是接近这段历史的重要思想资源。“理学”一词，西方汉学界同行的翻译是“新儒学”，所谓“新”，是针对孔子已降以及两汉的“旧”儒学而言的。新旧之间，则是中古长达数百年的儒学衰落期，这时风靡的是自印度传入的佛教。正如宋儒朱熹所说，“有国家者虽隆重儒学”，但是“道之要妙无越于释老之中”。在朱熹看来，虽然不能够说当时的国家不重视儒学，但在那些高妙的义理方面，儒学却始终没有办法与佛教竞争。
大约从中唐的韩愈（768-824）开始，就不断有学者致力于重新阐明儒学的义理，使之能够包融并超越佛教，而宋代理学的形成正是这一文化脉络的自然延伸。从宋初的周敦颐（1017-1073）以降，两宋理学人物众多，其中朱熹（1130-1200）是集大成者。《宋史•朱熹传》记载，“熹登第五十年，仕于外者仅九考，立朝才四十日。”自从入科举中进士之后，朱熹任地方官只有九年，任京官只有四十天，其余的时间都在讲学、著述，因此是一位比较纯粹的学者。
理解朱熹的思想，比较困难的并不是理学体系本身，而是他把“理”——一种包含了至善特性的抽象原则——置于宇宙本源地位的思维方式。对于今天的读者而言，近代物理学早已指明，宇宙运行遵循的是机械论的物理规则，它不可能跟人的情感，跟社会的原则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但对于朱熹来说，这种“天”和“人”之间的互通却是真实存在的。因此他才会说，“只是这理，在天则曰‘命’，在人则曰‘性’”，人的纯良的心性正是来源于至善的宇宙秩序。不过朱熹同时也认为，不同的人的禀赋是各有差异的，“就人之所禀而言，又有昏明清浊之异”。有些人资质极佳，“无一毫昏浊”，因此“不学而能”，不用学习就能达到“清明纯粹”的境界。但更多的人，则是“资禀既偏，又有所蔽”，因此需要“痛加工夫”，“人一己百，人十己千”，百倍用功，并且“进而不已”，才能最终有所成就。
朱熹用其知名的理学诗《观书有感》，对这个“下工夫”的过程做了形象的比喻：“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现在解释这首诗，通常是把“源头活水”理解为喻指学习，这当然是对的，但对于“渠”字，人们却往往有错解的地方，这里的“渠”并不是“水渠”，而是作为代词指称“方塘”。朱熹的本意是用“方塘”来比喻人的内心。方塘看上去清澈透明，是因为有“源头活水”，就像人的内心，若要保持清明，则必须不断对其下工夫。
理学的本意是发展出一套无所不包的抽象体系，从宇宙论到心性论，在各个方面展开与佛教的文化竞争，但最终的结果却落实在了儒者的“格物致知”的实践之中，成了一套极为注重学习和教育的思想。朱熹最富盛名的著作是《四书章句集注》，该书的首篇《大学章句》的序言就指出，设立学校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复性”，恢复人们被遮蔽了的良善本性，因此这样的学习是“为己之学”，而不是一种功利的手段。
理学何以能走向社会
或许正因为理学如此重视教育，因此在走向社会化的过程中，理学首先与科举制度有了深入的结合。在南宋理宗的嘉定五年（1212），《四书》被立于学宫，获得了官方教科书的地位。元代仁宗的延祐二年（1315），科举恢复，朱熹的《四书集注》成了标准的科举用书，直至清末，均沿袭不改。而搭乘科举之舟的理学，也由此成为家读户诵的文化准则。
如同理学一样，虽然科举的作用也一直饱受争议，但就促进社会流动性而言，其功效已为社会史研究所证实。明代是科举全面推行的时代，有关明代的进士，知名历史学家何炳棣曾做过比较周详的研究。他从明代90次科举中选取了17次进行统计，涉及25000多名进士中的4700多人。按照家庭有无功名的标准，何炳棣将这些进士分为四类，结果发现，这些进士平均大约50%都是来自“白丁”家庭，即三代之内没有人获得过任何功名。而那些三品及以上高官家庭出身的子弟，在进士中的比例平均不过5%。显然，这个系统有着“锄强扶弱”的功能，对社会阶层的流动是有利的。
也正是这些科举出身的读书人，在入仕之后，常常会发展出强烈的正义感，海瑞是典型的例子，此外的事例也并不罕见。《明史•蒋钦传》记载，正德元年（1506），宦官刘瑾弄权，蒋钦身为南京御史而“切谏”，结果“逮下诏狱，廷杖为民”，但在随后的一旬之内，蒋钦又两次“具疏”极谏，最终被杖而亡。在最后一次撰写奏疏时，虽然“灯下微闻鬼声”，仿佛有先人暗中劝阻，但蒋钦依然表示“此稿不可易”，表现了极大的道德勇气。其中均不难看到理学的影响。
理学社会化的另一个表现，是明显促成了基层宗族社会的发展。《家礼》是朱熹的著作之一，所论主要是士大夫的居家礼仪，涉及“冠婚丧祭”等日常活动。其中强调了宗祠的重要性，“君子将营宫室，先立祠堂于正寝之东”。此外，记录宗族活动的“遗书”——“谱牒”——也被认为不可或缺。这些产生于南宋的理念和规划，到了元明时代都有了逐步的落实。现存最早的谱牒就是元代形成的，编纂于泰定二年（1325）《汪氏渊源录》就是其中比较知名的一种。而到了明代的中后期，则出现了宗祠遍东南的局面。宗族固然是一种基层的社会组织，但对理学家来讲，其意义并不完全是对地方社会的整顿和治理，它还隐含着用自治的方式限制皇权的意图。
理学社会化并不仅是纵向的涓滴渗透，也表现为横向的涵化与融合，边疆地区的内地化就是明显的例子。云南是元代才正式列入中央王朝治理之中的地区，此前有着长久的地方政权和独特的文化传统。如果我们去参观大理州剑川县的石宝山石窟群，可以很直观地看到这一点。石窟造像基本上是佛教的概念，北方多有石窟，比如著名的云冈石窟、龙门石窟等，但南方并不多见。大理的石宝山石窟兴建于9-12世纪，绵延三百年，恰好映证了当地深受佛教影响的地方文化传统。只是进入明代之后，石窟内的造像逐渐为碑刻和题诗所取代，其中知名的《万古胜境》诗碑即出自当地知名的士大夫李元阳之手，他是嘉靖五年（1526）的翰林庶吉士，也是云南最早的地方志的编纂人，更是理学著作《心性图说》的作者。正是这些士大夫用另一种标准重新塑造了石宝山石窟。
回到历史意识本身。我们今天谈论历史，固然应当关注纷繁复杂的历史事象，探究事象背后各种支配性的利益原则，但同时更应该关注历史情境中人们对于自身状况的理解，以及对于意义的追寻。这样，即使快速变化的现代生活会大幅降低“以史为鉴”的功效，但历史本身所包含的美感，也始终会吸引人们的目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