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6年4月5日，14:00至16:30
地点：人文学院211
主讲人：彭明辉 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教授
主讲人介绍：
彭明辉，台湾政治大学历史学博士（1993），主要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学史。代表著作：《疑古思想与现代中国史学的发展》、《历史地理学与现代中国史学》、《举头三尺有神明：中和地区的寺庙与聚落发展》、《台湾史学的中国缠结》、《历史花莲》等。此外从事文学创作，笔名吴鸣，有作品集《湖边的沈思》、《心路》、《长堤向晚》、《结爱》、《晚香玉的净土》、《素描的留白》、《我们在这里分手》等。
内容简介：
从四部之学转向七科之学的现代中国学术，使得历史学文本渐次向社会科学靠拢，故尔失去传统中国史学的文史合一，使得学院的历史学文本愈来愈不具可读性，从而影响及历史学的阅读人口，一般阅听人的历史知识常来自通俗读本，具有学术价值的历史学论著，反不受一般阅听人之青睐。
然而当我们回顾中西史学名著，将会发现史学名著往往亦是文学名著，而现代中国史学却自废武功，一步一步走向没有光的世界。
自夏曾佑撰写新体例(章节体)《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以降，现代中国史学的文本书写，基本上脱离传统史学的纪传体、编年体与学案体文本，而以章节体为主流。就形式而言，乃系向欧美史学靠拢，并自日本转手文本书写形式，加上史学工作者彼此的相互影响，渐次形成现代中国史学的文本书写。
现代中国史学的文本书写，除少数如钱穆《国史大纲》属纲目体外，大抵属夹叙夹议体；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专题式报告、论文，成为主流；1970年代台湾史学界呼吁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使史学文本向社会科学报告倾斜。新中国建国后的史学亦近乎于此，从1960年代的“以论带史”到“以论代史”，19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则向台湾、东亚、欧美取经，亦使史学文本向社会科学报告倾斜。
对大部分史学工作者而言，写一篇靠近社会科学式报告的史学论文，可谓是历史学门训练过程中的首要工作。在这里出现的问题是，到底是谁规定论文要写成那个样子？我所谓论文写成那个样子，系指城垛式论文和嵌字联式论文的普通风行。所谓“城垛式”论文，指在论文中夹杂长段引文，形成结构上类似“城垛”之文本 。“嵌字联式”论文指不超过三行的引文，以夹角引文方式书写之论著，有如集句诗之“嵌字联”。因所嵌入之文字与作者文体不一定完全合拍，常易造成广告学所谓“跳调”(Jump tone)，或音乐之不和谐音(Dissonance)，因而形成阅读障碍。而长久以来史学文本的书写方式，以“城垛式”论文和“嵌字联式”论文为大宗，使得史学论著变成圈内人的读本，而鲜少与社会大众对话。
然则理想是一回事，事实是另一回事。当我们用杜维运教授的论著标准审视现代中国史学文本时，常不免令人感到沮丧。当史学著作愈来愈局限于圈内人阅读，史学的日愈狭窄化乃可预期。杜维运教授指出，认为历史祇要将史实列举出来，不需要文章具有艺术性，是一种僵化历史的论调，历史有一天被人遗弃，必是这种论调的恶果 。每当读到杜维运教授这段语重心长的话，再审视一百多年来现代中国史学的文本书写，不免一晌心惊。
刘子健教授在〈史学的方法、技术和危机〉文中，呼吁史学工作者应提高学术论著的品质，采取现代式的写法，面向大众，走向社会 ；是一个相当值得重视的观察，或亦可由此略窥学者们对史学文本书写之关切。
清儒章学诚将史学分为记注与撰述，记注欲其方以智，撰述求其圆而神 。美国史家Lawrence Stone 于1979年撰文宣告叙述史学的复兴 。故尔在通论与研究性论文之间，在记注与撰述之间，史学文本的书写究应何去何从？朝向更专业化的倾向，或向一般阅听人靠拢，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
